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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
发布日期:2014-12-19        信息来源:中国音乐家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 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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